从军人到教育工作者
马 良
烈日炎炎，麦浪滚滚，车轮隆隆，联想翩翩。我们十几位摘下帽徽和胸章，穿着草绿色军装的转业军人，乘坐着从古城西安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穿过八百里秦川，跨过黄河铁桥，奔驰于华北平原，于1954年6月22日来到北京前门火车站。6月22日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1941年的这一天，德国法西斯发动了侵略社会主义苏联的战争，爆发了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德战争。在前门火车站接我们的是人事组人员和学院仅有的一辆美制军用卡车。我们坐在卡车上，在建筑工地临时铺设的沙石路上，东摇西晃，上下颠簸，来到了在五星红旗下诞生的中央体育学院。
踏进校园 初试耕耘
对中央体育学院这片土地，我们并不陌生。1948年冬平津战役解放北京时，我们部队就驻扎在铁路东的朱房村。一天晚饭后，我曾到铁路上散步看见过，这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仅有几片坟地，没有任何建筑。
我们踏进校园时，她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我们十几个人，就像十几滴血注入了她的身体。当时，与其说是校园，不如说是建筑工地更为确切，到处都是砖石瓦砾。最早建成的是南一楼和一座食堂。南一楼既是办公楼，也是学生宿舍，内墙还没抹便住进人。家属区也是刚刚建成一幢红三楼和一座食堂，红二楼在建设中。另外可以看到的是几排平房和工棚，这就是上课用的教室。室外训练场是师生们平整的黄土地，雨天或初春、初冬翻浆季节，脚踩上去就会陷进去。
我们是分两批来的，我是第二批。钟师统院长、徐英超副院长、赵斌副院长和李东敏主任接见我们时，则是两批来人合在一起的，接见地点在南一楼二层一个房间。钟院长对我们表示欢迎，并提出了希望，随后宣布每个人的工作部门。管理科、伙食科、保健室、人事科、治保科都有。我和赵浩山、张占吉、袁进仓被分配到政治辅导处，新成立的一个科，定名学生科，指定我任副科长（没有科长）。从此李东敏主任领导的政治辅导处下设两个科：政治教育科和学生科。政治教育科后来改为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是年9月院团委成立，我被选为书记。学生科随之也被撤消。
钟院长交待学生科的任务是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当务之急是安定学生的专业思想。
当时有师大合并过来的两个年级的本科生52人（未列先农坛，仍在北师大），第一届大专生560人，大部分是指导志愿入学，专业思想不稳定，影响学生的热情。我们4个人分工到学生班里了解思想动态，做说服教育和督导检查。我们几个人在部队时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做青年士兵思想工作的经验。所以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并不觉得棘手，有信心做好工作。不过，工作方法还是部队管教士兵的方法，即和学生生活在一起，和学生交朋友，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做劝解释工作，但偏重管理。我要求他们每天向我汇报，我汇总后向李东敏主任汇报。
是年8月学院闹水灾，南一楼一层、食堂、教室、训练场地都进了水，校门前的便桥也被水冲毁。有与家属区断绝通行的危险，被迫停课。钟院长叫我和游泳教研室主任贾玉瑞先生去探水源。我俩各持一根木棍，沿着河岸，淌着雨水，走到肖家河，看到肖家河西、北两面的水都向河道内灌，流至铁路桥，因为桥的涵洞水流不畅，学院地势低洼，水反转回来，灌进院内。我们向钟院长汇报时有人建议扒开铁道路基放水，钟院长考虑到铁路交通是国家命脉，不得自做主张。只好等待，过了几天雨停水退，恢复上课。1963年学院又一次闹水灾，整个学院包括家属区都泡在水中，停电停水，被迫停课，饭也没法做，由商业部门将面包之类的食品运到清华附中附近，然后用橡皮船运进学院。这一场水灾震动了北京市，下决心将清河河道疏通，动用民工挖河道，，学院师生承担挖东校门至铁路桥一段河道。此后，再未发生过水灾，保证了正常生活和教学秩序。
1954年10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的师生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由李东敏和我分别担任正、副指挥，率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游行。这是中央体育学院师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群众队伍游行。游行队伍的主体是两届大专学生和一届中专生，第二届大专生入学仅仅一个月，尚未受过严格的队列训练，组织纪律尚未形成，只能同群众游行队伍一起，接受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我们的队伍手举鲜花，穿着红色绒衣，在群众游行队伍中很显眼，又是排在第二路，靠近天安门城楼。队伍从王府井、台基厂路口出发，“中央体育学院”校旗前导，李东敏和我紧随校旗，率队前进。行进到天安门前东华表时，人们的视角高度集中，都视向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禁不住激情奔放，似潮水一般沸腾起莱，我们的队伍拥到金水桥旁，人们看到了日夜想见到的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和各位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大饱眼福。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当即受到周总理的批评。因为我们中央体育学院学生穿的是一片红，与群众游行队伍的服饰不协调，加上人群相挤、队形不整齐，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向贺龙副总理说：要中央体育学院检查。钟院长在观礼台上，也看到了现场情况。庆典结束后，贺龙副总理立即给钟院长打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批评和指示。李东敏和我作了检查，分析原因，并提出了建议。此后，历次“五一”、“十一”的庆典游行，我们学院都不在群众队伍中，而是成了独立的“体育大军”方队中的一部分。
团委成立当选书记
1954年9月，第二届大专学生541人进校，共青团员人数激增，原有的一个团总支已经不能适应，经院党总支和团北京市委批准，成立共青团中央体育学院委员会，我被选为书记。这时团的专职干部只我一人，副书记、委员都是学生和教职工。后来一名大专学生因健康原因退学，留在团委作秘书工作，有了帮手。面对八百多名团员和两个团总支、两个直属团支部，又不能挤占教学、工作时间，确实感到难以开展工作，压力很大。这期间，我是上靠天、下靠地、挤业余。“天”是院党组织、团市委和行政领导的指示、教导；“地”是团干部和年级辅导员。没有“天”的指示，没有团干部和年级辅导员的辛勤劳动，工作没法开展；“挤业余”是在业余时间工作，这就要侵占休息时间，早起晚睡，课前饭后，才是团干部的工作时间。没有时间保证，团干部、辅导员辛苦事小，做不好工作事就大了。因此，在以后的几年里，尤其是1957年院党委成立，我到党委宣传部以后，要我负责思想宣传工作，我便竭力主张排课表要留出思想教育时间。大约在1958年暑假后在课表上规定了“形势教育”时间。那时没有现在的德育课，但一周有两节课的“形势教育”时间并且得到了保证。从此，党、团、学生会干部有了作思想工作的专用时间，并延至今日，形成了传统，成为学院特色之一。
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视。那时没有现在的电脑、电视、半导体等宣传工具，收音机也很少，宣传渠道不广，社会宣传舆论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党委成立不久，便决定创办院刊。钟院长亲笔书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院刊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创刊的。当时学院既没有印刷条件，又没有交通工具，还要求每周出版一期，免费发放。印刷要去市内《光明日报》印刷厂。每出版一期，编辑至少要骑自行车往市内跑3次，每次要一天时间。院内公共场合如食堂、校园都安装了高音喇叭，在业余时间广播。除宣传橱窗外，从院到年级普遍办黑板报。申张正气，抑制歪风。要求每周出一期，定期举行全院或年级黑板报评比，促进提高质量。各级黑板报都有编辑、通讯员、书写员形成了网络。团委和学生会、工会还有书画、舞蹈、戏剧等群娱群乐的社团活动。总之，在当时社会宣传渠道狭窄，精神生活贫乏的情况下，在院内营造一种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气氛，使师生员工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得到心灵上的熏陶，是非常必要的。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几十年后，对那种气氛仍然津津乐道，回味犹甘，不能不说是对往事的肯定。由此证明，在高等学府里仍然需要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没有那么一种精神，不可能把校园铁路东侧的土山，用手推肩扛搬到院内，垫平运动训练场；没有那么一种精神，不可能在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中一肩挑起4个“窝头”(4筐装满冒尖的沙土)，同解放军战士并屑赛跑，得到参加工地建设者的普遍赞誉；没有那么一种精神，家属园内的芦苇塘不会变成美丽的游泳池。参加过这些劳动的人们，回想起当时那种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仍然心潮起伏，为之一振。
宣传部的工作，一是思想教育，一是营造气氛，不管工作人员多少，这两项工作始终不变，并且要专人分工负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领导关怀 学院成长
在学院诞生8个月的时候，我们来到它的身边。今天，它50岁了，这50年的历程中，它有过辉煌，也遭受过磨难。回顾历史，明显地看到它所以能够为人民共和国做出贡献，赢得荣誉，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指导的结果，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指导，便没有它的50年。
翻开大事记看到，从1954年至1965年，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贺龙副总理、陈毅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等都来过学院视察指导工作。尤其是贺龙副总理作为国家体委主任，有记载的11年间，就有9次来院视察指导工作，其中3次同全院师生员工合影。大事记没有记载，但我作为工作人员亲自参加过，可以回忆起来的，至少还有4次：
一次是同院党委委员谈团结和发展党、团员问题。这次来院，事先没有打招呼一天上午，贺龙副总理突然走进了钟院长的办公室。向钟院长说明来意后，钟院长叫我通知党委委员立即来他办公室。委员们来后，贺副总理说：今天政治局开会。我请了假，来看看你们。这时委员们看到贺龙副总理怀里抱着暖水袋，不时在下腹部移动。贺副总理接着说：你不是觉得“冷”吗？和大家挤紧点就不“冷”了。接着又说：要抓紧党、团员发展工作。还列举了周总理和他介绍京戏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入党前后的变化。说到入了党、团，参加了组织，就有了组织观念，组织就可以向他提出要求等。
有两次是1955年159人组成团体操表演队，应约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他们国家解放10周年、第一届全运会筹备训练期间。其中一次贺龙副总理来院看排练，从队型编排、表演图案、道具服装，甚至学生的皮肤颜色都作了指示，他说学生的皮肤太白，不像搞体育的，要脱掉长衣长裤，抓紧时间到户外去练，把皮肤晒黑些。他看到表演节目单调，难度不大，水平不高，下令把武汉军区杂技团的演员调来，充实到表演队中。丰富了表演内容，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另一次是解决团体操表演音乐问题。我们向贺龙副总理汇报提出，带小型录音机出国，在大型田径场表演，音量达不到，听不见，队形很难整齐；而带大型录音机去太笨重，而且曲调要随动作而变动，难以事先录制。贺副总理当即表示，他调一位音乐家来，专门负责音乐，把作曲家刘炽调来，随队一起赴捷，解决了我们解决不了的难题。
还有一次是贺龙副总理来院看大字报展览。“红与专”大辩论期间，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光明日报》冠以《北京体育学院举办思想展览》之标题，刊登了一篇报道。见报当天上午9时左右，贺副总理突然走进钟院长办公室。贺副总理说是专门来看思想展览的。当时报纸还未送到学院，钟院长一时纳闷不解，打电话叫我来办公室，重述了贺龙副总理的来意，我也不清楚有什么“思想展览”，经短暂思考，想到可能是指“红与专”辩论的大字报。有些大字报的内容是学生自我剖析思想认识，悬挂在教室楼一层大教室内。后来我陪同贺副总理看了一些大字报后，他才离去。
以上都是贺副总理亲临体院。还有院外一次。1955年，我陪钟院长去先农坛体育场，请贺龙副总理、全国总工会刘宁一主席审查体院师生作为全国第一届工人运动会仪仗队的预演，当时的服装是白上衣、黄短裤。贺龙副总理向刘宁一说，封建皇帝喜欢黄颜色，我们喜欢红颜色，红色象征革命，我们的国旗是红色的，是不是把黄短裤改成红短裤？刘宁一当即答应马上改。贺副总理对学院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学院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总理招见 体育重生
1966年国内发生内乱以来，北京体育学院受到严重摧残，院级领导被打倒，学院处在风雨漂摇之中，继续办还是停办，还是与别校合办？说法不一，传言很多。1969年12月，周总理指示：“北京体育学院还要办，并且要办好。”这个指示决定了北京体育学院的命运，使它重新焕发了生机。
1970年8-9月间，我有幸参加了周总理招见。那是一天深夜12点，在首都体育馆，周总理观看自1966年以来国家队第一次汇报表演。表演结束后，国家体委军管会和学院解放军宣传队指挥部负责人留下来受周总理招见。招见是在主席台下的接待室里。我也被指挥部叫去陪他们接受招见，我的任务是回答周总理对北京体育学院情况的提问。人们围一个圆圈落坐。周总理说：“北京体育学院还要办，国家队也要训练，你们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帮你们解决。”国家体操队钱奎首先说：我们不敢练。周总理问为什么？钱说：怕受伤，受了伤没人给治。总理问：以前哪里给治的？钱答：运动医学。总理问：现在怎么啦？钱答：运动医学被砸烂了。总理问：为什么要砸烂？钱答：有人说它是修正主义。总理问：给人治病还叫修正主义？人到哪去了？钱答：听说曲大夫去了首钢，田大夫去了青海。总理问：“运动医学”归哪管？钱答：归三院哪管？我答：归北京医学院管。总理又问：北京医学院归哪管？我答：归国家卫生部管。总理说：国家卫生部归我管，把人调回来，我来办。当即从衣服口袋掏出笔和小本作了记录。谈论中间，有人送来了晚饭，总理说：这是我的晚饭，你们和我一起吃吧。每人一份，—小碗小米粥，两个小蒸包，一小碟咸菜，两个小点心。他一边吃饭，一边与我们谈话，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是，凌晨2点。后来“运动医学”恢复了，运动创伤又可以得到治疗了，这对运动员解除后顾之忧、竞技水平的提高是个有力地推动。我能为总理解决问题提供点滴便利，感到荣幸。
附 对三个问题的释疑
一、楼房编号的来历及寓意
1．学院楼房编号是1956年总务处邢笑先主任提出，报请钟院长同意的。邢笑先向钟院长请示时我在场。确定的原则是以建成时间前后为序：学院区以食堂为界，食堂南边叫南几楼，食堂北边叫北几楼。家属区编号顺序除红一楼，其余楼都是按建成时间先后排列的，小号在先，大号在后。后来因为建楼是根据地皮“见缝插针”造成了楼与楼的号不连接，如红十一楼的旁边不是红十二楼……。
2．家属区楼号前边为什么加“红”字？一是我国人民习惯用红色象征革命。我国的国旗、党旗的底色都是红的。家属区的楼房是给学院教职工住的，楼号前边加“红”字，寓义于住房的教职工，不忘历史，用革命情操去教育影响学生；二是最初几幢楼都是红砖，外墙是红色的。
二、中央体育学院更名为北京体育学院
1953年11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成立，1956年3月更名为北京体育学院。原因是国家机构变更。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后，国内几个大行政区已经存在，如华北、东北、华东、西北、西南等。1952年高等学校改革，院系调整，各大行政区以地区名相继成立体育学院，如华东体育学院、华中体育学院、东北体育学院、西北体育学院、西南体育学院等。中央体委直属的学院便定名为中央体育学院。1956年国家机构改革，各大行政区撤消，中央体委改为国家体委，各体育学院便以所在地名改变称号，中央体育学院所在地北京，便改称为北京体育学院。
三、四年制改五年制，五年级又改四年制
1962年经报请主管部门批准，将原四年制的本科二、三、四年级改为五年制，就是说当年应届毕业生不毕业，延长一年，其余年级顺延。对于这种改变，我参加了研究。原因是1962年以来的国家经济困难，造成了全国体育专业毕业生供求失衡将没处分配，我院应届毕业生数字和上海体院应届毕业生数字相等，如果我院改生将没处分配，我院应届毕业生数字和上海体院应馅毕业生数字相等，如果我院改五年制，延长一年毕业，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有益于提高我院在社会上的声誉，另一方面解决了上海体院当年毕业生分配不出去的困难。出于这种考虑，经上级批准改为五年制。 1964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毕业生求大于供，只得将延长一年去掉，恢复原来的四年制。
1956年更名为北京体育学院后的校门